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发展的十字路口，应在转变增长方式上做文章

　　 全球金融危机和衰退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各种深层次矛盾的爆发，经济回落向我们发出的信号是经济结构必须调整。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迟缓，使我们付出了过高的资源环境代价。

　　 在此我讲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今年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重化工业超高速增长、国际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再加上低效生产能力淘汰，能源消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现在中国不仅资源消耗量大，而且效率低，这就把资源环境的矛盾放大了，目前中国是农业消费第二大国，但农业效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现在石油铁矿石等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上升到50%及以上。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仅次于美国很快成为世界第一。

　　 实际上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现在每年有大约15万亿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投资不但产生新的大量的资产，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居民人均占有住房私人交通家用电器等也在加速增加，每年大量新增资产的耗能水平，污染物排放水平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不迅速在技术标准、能耗标准和法律框架内制定综合系统的能源战略，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提高环保水平，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陷入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率的泥潭，在未来几十年被锁定在代价高昂、不可持续的道路上。

　　 与此相反，不断产生的巨大的资产增量和耗能的消费品又为结构调整和向节约型社会转型提供空间，例如在每年巨大的新增能源中，如果进行大范围的技术创新，发展清洁能源就可以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源结构。如果我们能不断改善二三产业结构、降低高能耗高污染的比重，就能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如果我们能吸取国际科技成果，创造和采用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就有可能在节能环保方面实现发展。如果居民能培养节约型的消费习惯，就会使我们尽早地介入节约型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消费结构升级重要的十字路口。如果沿着高消耗的粗放经济轨道前进，不仅这一增长过程的本身所浪费的资源环境的程度使社会无法承受，而且逐年沉淀下来的肯定不是财富而是包袱。如果以节约优先、结构优化、环境友好的理念，把资产积累的过程当作技术创新和调整结构的大舞台，我们就可能在转变增长方式上大的突破，可以说在这样重要的十字路口以怎样的理念实施怎样的政策，如何应对挑战和机遇，将对中国的未来和人民的福祉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转变增长方式需要经济驱动力。进入新世纪，我们发现在增长速度、投资规模、进出口总额等量的扩张方面，我们都以比较大的比例超目标实现了。但结构优化、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改善经济质量方面的目标很多却落了空。落后增长方式之所以能长期维持，是生产要素低价格政策和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的发展能力，能源低效率是这种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按照一般规律，资源系数增加资源价格上升，各个市场主体，要么提高资源效率，要么寻找替代资源，要么放弃资源消耗量的生产方式，就会使资源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同样有效的监管迫使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迫使企业要么投资治理污染，要么采用先进工艺实现清洁生产，要么退出高污染行业，使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伴随这个过程就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土地矿产资源能源稀缺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压力，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都在上升，这些压力在一起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那就是消耗大量资源，不顾环境，以量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空间逐渐消失。应该以改善结构提高效率来实现。

　　 实际上，增长方式转变或不转变，这是市场主体应对外部环境的一种自主选择，有怎样的发展环境，多数企业就会选择怎样的增长方式，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政府就应该以政策工具调控市场，以强大的市场力量逼迫市场主体选择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在政策层面，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一、工业化城市化是对能源需求最旺盛的时期，这是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如果说，这一发展时期对资源能源需求的高增长带有客观必然性，实际上发达国家也都曾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的话，那么资源的低效率则是不能容忍的，不能以重化工业阶段掩盖能源的低效率，这是政策不到位和技术低级化的结果。

　　 二、降低能耗强度的根本途径是改善产业结构各提高能源效率。实际上政府早已经看到转变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性，但是多数市场主体已经沿着高消耗的道路前进，实践证明我们有巨大增长潜力，但是不改变资源依赖型的环境、速度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就不能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三、“十一五”规划第一次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提出从源头上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架构和财税政策，<